彭建玲医生的科普号

国内全民抗疫接近尾声，国际上200多个国家却疫情疯涌，确诊病例超过53万，死亡2万多，传播之快，令人恐惧令人震惊。大量惊慌的留学生回国，对输入性感染防治带来挑战。估计要彻底消灭冠状病毒看来很难，要做好长期与冠状病毒共存的打算，唯一可期待的就是疫苗的研发。可是病毒是不断变异的，研制出来的疫苗能覆盖冠状病毒庞大的家族吗？希望人类的智慧能做到这一点，就如同当年消灭天花、麻疹一样。一场瘟疫改变了人类很多东西。随着4月8日武汉的解封，全国范围内复工复产，压抑多日的情绪需要发泄，一些人开始喝酒聚会吵闹；一些人尝试着从封闭的家里走出来，东看看西望望，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浏览早春的风景。大多数人依然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依然与人拉开距离，依然戴着口罩。当然遇到亲朋邻居的时候，口罩会拉下来，以示亲近与礼貌，这些场面都是这场瘟疫带来的心理伤害的余震。心理伤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轻的，怕的是次生伤害。3月27日湖北九江大桥因为解封通行，湖北江西交界处两地干警交战。遭受重创的湖北武汉人民，在解封之后又将会遭遇怎样的歧视？有些感染治愈者回归社会又会遭遇怎样的困难和自我怀疑、自我嫌弃？好在看到深圳人民对40万劳务大军敞开的胸怀。这场瘟疫除了影响我们出行、人际交往的方式之外，影响最大的是对世界、对周围、对自己的看法。中国在和平的环境中运行了70年，大多数人没有如此广泛的生命威胁的概念，死亡似乎只是一个疾病的结果或者局部的灾祸。这场瘟疫来的如此凶猛、如此暴力，给一个高速运转的国家了打个措手不及，让正准备欢乐度假的人们突然刹车，惊诧之余难以回神。瘟疫以这种方式打破了人类的生活，让很多人不得不去思考：“原来我以为我可以掌控我的生活，这个世界真的能掌控吗”？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依赖家长。某种意义上来讲，党和政府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家长。危急时刻，人们对家长往往寄予很高的期待，希望家长能够抵御一切，免除自己的伤害，缓解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政府要组织抗疫，对于人民群众来讲，这是应该的，况且参与抗疫的也都是人民群众。政府就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万众一心抗疫，应该是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这里的万众一心，不仅是指一线医护人员、病人、疑似隔离者在一起共同面对病毒，而且还有二线的公安干警、社区管理者、服务保障人员以及各种自觉自愿填补缝隙的志愿者他们组成的第二道支撑防线，那些听党的话自觉居家隔离不添堵不添乱的群众变成监督者和观摩团，这是第三道防线。正是有了这三道防线，才有了今天这个成果。可是，对于很多丧亲的家庭来讲，这是没有正式告别的哀伤。突然的离世、又是烈性传染病，死了就直接拉到火葬场，很多家庭收到的就是一纸通知，骨灰都没有见着。疫情尾声，4月8日武汉才解封，又遇到中国传统的清明节，需要给湖北武汉人留出哀伤的时间。他们需要时间和空间去处理他们的哀伤。不打扰不侵入是最好的陪伴，他们需要重整家园，重整心灵，需要自己安抚自己，需要亲友之间互相陪伴互相安抚，需要纪念那些逝去的人，这些都需要时间，别急着去为他们做点什么。只要你在，有人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去找你。给哀伤留出时间，不仅仅指向武汉湖北人。这场瘟疫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很多东西。这些丧失需要哀伤。如同我们依然戴着口罩，出行、工作一样，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空间一段时间去慢慢消化这些丧失。 2020-4-2

十年前，武汉对于我来说，就是地图上的一个标点，我对这个地方没在太多的感知。传说中人们常常把武汉人比作九头鸟，说的是他们的精明。小时候居住的大院曾有一户武汉邻居，一排平房隔着几户人家，老远听到那家女主人

2020年春节的一场起源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国人民席卷其中，心灵层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身处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所经受的压力、所体验的情绪可能比其他人会更加强烈、更加复杂。他们不仅要承担抗疫工作持续高压的责任，而且还要承受自己是否会被感染，或者是否会被感染或传给他人的不确定感。如果眼看着身边熟悉的人感染，或者离世，对他们的内在冲击不是常人所能够理解和感受的，他们不仅要承受幸存者的内疚，还要承受对家人不能承担照顾那些部分。 如何跟抗疫一线人员开展援助工作，是很多志愿者忐忑的地方。下面举一个案例: 一个年轻女孩的热线求助：她已经在抗疫一线持续工作20多天了，白天工作强度非常大，晚上持续熬夜。4天前同事在岗位上离世，悲痛沉重。之后每天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的时候出现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有时伴干呕。一年前有过抑郁服药史（目前无服药）。 咨询师告诉她“这是疫情、持续疲劳、丧失、悲伤无助造成的急性心理应激反应”，并问她有没有尝试着停下来？ 女孩继续说：“她毕业就被分配在基层锻炼，现实与学校习得的认知差距太大，自己一时难以消化。持续的工作身体也吃不消。目前单位领导同意请假看病，已经排除了器质性问题，主要是身体太过疲劳”。 咨询师问她：有没有尝试着用过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她说有，试着写日记记录情绪变化，跟家人、同事沟通。 咨询师肯定她使用的这些方法。同时再问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让自己情绪舒缓一些？ 她说会跟外地男友通电话，男友会给她一些理性分析和安全感，会让自己平复一些。 咨询师认同她所经历的困难：大学刚毕业就遭遇这次疫情，现实有些残酷。同时又问她，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 她说好像没有了。然后，突然意识到是身体向自己发出警报了，提醒自己该好好休息了。“可是，一天工作结束了，我该休息了，反而喘不过气。而白天工作紧张，反而不明显。我会告诉自己，明天还有工作，我得赶紧睡觉了。我感觉时间很紧，我是一个做事有规划的人。......但也许这种性格容易焦虑？” 咨询师肯定了她是一个认真并且是有责任感的人。 她说：“基层工作很辛苦，每个人都是连轴转。我想着自己只要不是肺炎，就要赶紧回去跟大家一起，加入抗疫一线的队伍。这次领导批我3天假，可是我休息在家还是挂念工作啊！这算焦虑吗？” 咨询师对她的症状做出了肯定的判断。 她说：“现在抗疫是关键时期，我很想调整好，很想休息好。但是当我出现喘不上气、呼吸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寻找出路的愿望很强烈） 咨询师觉察到了她强烈的紧张焦虑感，给与回应：“你太紧张了。你有没有试过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沉浸其中！沉浸其中！试一试？”（尝试着给与一些隔离防御的建议） “听音乐？”她有些惊讶。 然后说：“有的。我喜欢弹琴。但疫情来了之后，我都没听过音乐，再没弹过钢琴。好像除了工作，就没让自己放松过” ！ 咨询师再次给与反馈回应：你太紧张了。太投入工作了。绷的太紧。 女孩说：“我以前有工作，有丰富的生活，有兴趣爱好。但是，疫情来了，年三十以来就没休息过。除了睡觉就是工作的状态，身体超负荷运转。这是身体向我发出警报了，让我要关注它。” 咨询师又给与肯定的回应：你很聪明！很了不起！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女孩接着说：“4天前，我的上级猝死在工作岗位上，很悲痛，很伤心。第二天参加完葬礼后就出现喘不上气的症状。我一直无法接受，直到自己把他的事迹写了报道发表在主流媒体上，自己才开始释怀。我知道他虽然已经离去，但永远活在我心中”。 咨询师肯定了她追思怀念的方式。 女孩说：“英雄活在自己心中，也是自己的榜样”。然后感谢咨询师让她体验到社会支持温暖的力量。 最后，咨询师再次对她进行强化：人需要工作，也需要生活，更需要弹性。本案例求助者，虽然过去有过抑郁症史，但经过药物治疗停药已有一段时间了。从访谈过程中，抑郁症状不太明显，更多的体现在焦虑和睡眠障碍以及躯体化表现。持续的高压，身边人的离世，直接让这个涉世不久年轻女孩直接面对着死亡，对这个女孩来讲是十分暴力的。但女孩的自我功能还不错，保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保有社会支持和自我支持的能力。针对这类人的工作，只要能够很好地陪伴，对她面临的困难现实做一个很好地倾听，通过澄清去理解她所处的困境，肯定她积极的一些做法，帮助她寻找一些自己能够找到的又可以隔开舒缓那些不良情绪的方法，就行了。 我们要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只是在一个危机紊乱的时刻，有个人能够提供一个支持，一个陪伴，一个倾听，一个理解，让他们能够感觉到世界上有个人在关心她，想帮助她，那个紊乱的人就会逐渐稳定下来，会继续开启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心理救援工作者当下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专业胜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22-18

今年的2月有29日，很多微信圈里的朋友说，不纪念一下有点对不住。 今天是个艳阳天。疫情长假，冬天到夏天直接穿越。多日的居家闭关，各种网络工作的忙碌以及家务的各种琐碎，内心感觉有些发霉，不出门溜达溜达似乎对不住这阳光（嘘，不敢大声说）。 路上行人零星，彼此戴着口罩，遮蔽着大半边脸，远远地隔着。车辆明显也多了一些。溜达到江边，老远见到几抹艳丽。蓦然发现，木棉花开了。近前观看，有橙红，有血红，树下零星堆着一点残红。完整的或许早被行人捡走了吧。树下呆着的时候，“啪”的一声轻轻落下,刹那甚是惊喜。 木棉花开是老广州每年春节后的应景。刚来广州的时候，木棉花开不开是浑然不觉的。时间久了点之后，老广州人会告诉你，落下的花朵可以煲汤，说可以祛湿，此后就开始关注每年的这个时节。木棉树生的有些特别，树干挺拔长满瘤刺，树冠婆娑迥劲。平常树叶繁盛，但开花时节树叶落尽，光秃秃的，不怎么好看。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迥劲的枝头却拥挤着饱满热烈的花朵，灰不拉几光秃秃的枝条与娇艳的花朵，质感对比非常强烈，很是喜欢百看不厌。广州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把木棉花称为“英雄花”，我猜想不仅是赞美它热烈浓郁的色彩，也许跟它落地时依然饱满的状态有关吧。 木棉花的花期并不长，从开花到落英应该不到一个月吧。很多广州人在这个时候到外面溜达一圈回来，手上常常会带上几朵回家，晒干煲汤入药之类的。广州气候常年湿热，中医认为湿热易惹病邪，所以很多家庭会经常选择一些药材煲汤喝，食药两用，健身驱邪。每个老广州家中的主妇，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生活中的活化中药师，通过家传身教，自己摸索出一套为自己家人保驾护航的拿手诀窍。 溜达的路上遇到一个老伯，手持一根绑了钩子的长竹，专注地在木棉树上钩。原来老伯不要落英，钩下的是那种将要快开的花骨朵。我有点好奇去问老伯，他说用成熟的花煲汤，太懈（汤色浑浊的意思），不好饮，花骨朵爽脆，可以吃，然后看到我手上的几朵花，告诫我回去要蒸熟晒干。且不评价老伯在公共场合钩花的行为是否恰当，我也不希望有人看到这篇文章去效仿。我只是想说的是，民间的食疗配方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经久不衰，一定是出于生活中经验的探索与积累，而这些经验与习俗，广州的民间保留的很好。 所以我在广州的这些年，也深受广州人习俗的影响。虽然自己是个医生，幸运的是，身边有一帮中医朋友，头疼脑热小毛小病十几年基本没吃过西药，没碰过抗生素。我的气管从小就不太好，很容易惹上感冒咳嗽，一旦染上且常常经久不愈，很受困扰，我常常把它归因于幼儿时期患的那场麻疹性肺炎。近两年受中医“过午不食”的影响，晚餐不是不吃而是尽量少吃，且品种尽量单一，这样持续下来，不知不觉间易感冒咳嗽的这个毛病竟然悄然离去，而且体重顺带着降了下来，这个经验或许就是印证了中医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念吧。有些儿童的感冒发烧，大多也是这个道理，跟饮食无度肠胃积食有关，处理好积食，下焦通了，上焦自然火也灭了。 今年疫情以来，新冠肺炎武汉爆发，广州也有散发。也许基于2003年SARS的经验，广州防控初期，就开始推广中医中药治疗，八院很早就给病人喝“肺炎1号”，我想这样一些推广，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证明有效的，当然也有广州市民的整体联防联控，广州疫情总体上控制的挺好。出于对武汉这座城市深厚的情感，所以在春节后，我通过武汉医疗口的一些朋友一些领导，推广广州中医药的做法。那个时候是武汉最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一些做法是否会发生什么效用，但还是这样做了。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推崇中药对新冠肺炎的疗效。大有中医、西医之间博弈的味道。出于我自己对中医西医的理解，这是两个理论体系的问题，理论框架没什么可比性，但治病的目标是一致的。西医讲究的是直击要害，直接对抗，哪里出问题就处理哪里，西医是个直接的帮助，更加精准化。而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用中国式的哲学，按阴阳五行、表里对应去理解个体，帮助扶正祛邪，中医相信的是人自身具备的自愈能力，做的只是个帮手，那里亢奋了顺带泄一泄，那里虚弱了顺手扶一把。搭了把手，就看你造化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当然，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仅凭望闻问切就能很好地理解你的中医师，现在恐怕有些困难，那种技艺精湛师带徒出来的中医师几近凤毛麟角，所以又有了中西医结合这种说法，所以中医院的医生大多也是需要依靠一些现代诊疗手段的。说到这里，我想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吧，西医虽然讲究科学精准，但在整体观、系统观上欠缺了一些；而中医表表里里、虚虚实实，跟精准医疗频道不一样，做派不一样，临床疗效看得见，但在精准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上又难以摸得着，所以在这个大数据引领、讲究精准医疗的时代，中医被主流医疗边缘化、被诟病，出现了临床一回事、科研一回事分裂的现象，大概这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导向错位吧。 大自然是奥妙的，也是复杂的。人类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但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却是非常有限，因为你是在用你所看、你所想、你所感知、你所预设，而这些是受你自己所局限。所有的存在一定有存在的道理，我们得对自然对世界对传统有所敬畏，如同中西医之争，毕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都有自己看不见、摸不着、够不到的地方。 我想，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遇到木棉花，我都会带上几朵回家，切开，蒸熟，晾晒，需要的时候取几朵煮上，喝下，当然会有配伍。 2020-2-29

2020年春节前后的一场新冠肺炎，为了阻断传染，让一个泱泱大国几近停摆。除了在一线、二线奋战的勇士们，很多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假。开学的时间到了，孩子们却不得不在家上网课，家长们充当起老师监督的角色。夫妻之间平常各忙各的，通常的假期用来走亲访友到处走走，可是这个假期却不能外出，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在家待着。四目相对，老夫老妻的能做些什么？居家的时间久了，平常有些不太做家务的人发展出了做家务的能力，有空去光顾一下家里的一些角落，做一些打扫整理的工作。有些平常不怎么上灶台的人，竟然开始了做饭做菜，那些平常认为比较麻烦的面点，竟然也有人做出了花样。有些平常不怎么运动的，因为居家时间久了，竟然学会了花样瑜伽和舞蹈。所以在很多微信群里晒娃、晒厨艺、晒舞艺、晒抖音、晒隔空笑话倒也带来很多大众的娱乐。 但也有些人平添了很多的烦恼。比如一些平常家庭关系不怎么好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忙忙碌碌中没空闲聊，矛盾在积累中一天天翻篇，倒也形成了自己家庭的特有的模式，回避也好，冷战也好，责骂也好，日子也就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是这场疫情突然就这样来了，大家都在家待着，大眼瞪小眼，近距离的接触，时间太长，距离又太近，那些平常累积的又互相看不惯的东西无处可藏，暴露无遗，矛盾就会不断升级，搞不好也会点燃家庭战争。 中国人通常比较含蓄，不太善于情感表达。对别人有看法或者心里不舒服通常都会藏着掖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让别人知道的。很多的夫妻婚姻早期有些人也许沟通还比较顺畅，但随着相处时间久了，该说的情话说完了，激情过后，面对的是油盐酱醋老人孩子，相比二人世界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家庭建设的目标期待也会不同起来。于是各种期待、不满、隐忍在其中不断发酵。 有些夫妻互相之间的感情，因为这样的掺杂变得不纯粹起来，时间久了会变得冷淡，有些时候甚至零交流而无话可说。可是这场疫情就这样不其然的就来了，这样的夫妻，他们的目光会投向哪里？如果他们的目光能够有连接，即使是吵闹打骂，倒也是好的。怕的就是他们的目光不能汇集。问题是总得有一个落脚点啊。如果两个人真的互不理睬，婚姻的存在倒是需要打个问号。当然有些时候还没有到无法交集的困难的那个点，那么夫妻之间的目光会投向何处？ 在网络问诊的空间，我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十几二十岁青春期的年纪，来述说他们的抑郁。深问下来大多是在这样一个长长的跟父母近距离接触的时空里，他们无法忍受来自父亲或母亲或父母双亲的问寒问暖、过度关心、过度担心甚至监督，他们感觉无处藏身，无法呼吸。他们想推开，但有时候黏连太紧而无力撼动，但因为疫情又没有办法离开。父母的过分侵入让有些孩子感觉受到干扰，觉得人生失去意义，甚至有些有轻生的念头。 其实这样的状况，孩子的父母也是很不舒服的。一方面他们无力解决婚姻的冷淡，另一方面对孩子远离推开自己的那部分也很害怕。有些父母会觉得孩子大了，翅膀硬了，自己不被那么需要了，会有些伤心，甚至会有些恨不受控制不听话的孩子。 当遇到这些问题，作为咨询师或者治疗师我们能做些什么？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他们面临遭遇的是一个分离焦虑的危机。如何帮助他们剥离跟孩子之间的黏连，把孩子从替罪羊的位置解放出来，帮助这些夫妻学习语言对接、情感对接、关系对接、目光对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当然，这样一项工作是困难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需要一些时间和功力，当然更需要这些家庭所有成员的意愿与参与。2020-2-28

围绕“新冠肺炎”歼灭战，全国优质医疗资源分批前往湖北乃至武汉集结。很多临床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纷纷报名，想投入心理援助热线甚至疫区一线参与心理救援工作，在怀着巨大热情摩拳擦掌的准备参战之前，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团体？ 这几天我在不同的团体进行督导，很多的咨询师都在问：“在接热线工作中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呢？我是不是好像没有帮助到他们呢？”这个助人的情结非常突出。我们为什么要助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心理援助是一项心理急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医院里有急诊科、外科、内科、妇产科、各种手术科室和亚专科等等。我们心理援助的工作其实就是相当于医院急诊科的工作。我们都看过一些战争片，在战场上如果你在冲锋的时候被敌人一个炮弹或者子弹打伤了，受伤了伤口流血。战地医生做的是什么呢？他首先要冒着炮火过来给你止血、包扎、固定，然后准备后送，我们心理援助的工作类似于这样。在这样一个危机情境下，很多人会被激起强烈的身体以及心理的应激反应，有些时候甚至会遭遇危机生命的状态。在一个紧急的情境中，作为心理援助人员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如何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完成评估、选择合适的方式干预？需不需要转介？有些人助人的愿望非常强烈，也需要问问自己，你是去单纯助人还是想通过助人完成助己？比如，一些新手没有咨询经验，更没有危机干预经验，想通过这个去练手，如果这样上战场，有可能自己变成杀手，也有可能自己被遍体鳞伤。即使是一些有经验的咨询师，如果在他的生命里有过一些重大创伤，自己有些情结没有处理好，潜意识里想通过助人去帮助自己处理这些部分，如果身处一个面临各种生死离别的情景，自己无能无力无助的情结被不断卷起，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处理？如何带着这些情绪去帮助别人？因此，如果存有强烈的助人情结、或抱有其他动机，需要自己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因为心理救援、危机干预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也很危险的工作，如果你在这个工作里面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你被卷入太深，会不会伤到自己？二、你具备成为心理援助志愿者的条件吗？包括你是不是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比如精神科医师、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你是否具备危机干预的专业能力？有些人可能有心理咨询受训和咨询经验，但有无心理危机干预的受训经验？心理救援与平常的心理咨询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聚焦点不同，危机干预更是不同。如果没受过危机干预训练直接上战场，你怎么去给别人包扎伤口？去抢救生命？除了专业胜任力，还有你对这场瘟疫了解多少？对新冠病毒性的肺炎防治知识了解多少？你对求助者身处的社区现状，包括医疗资源的提供、就医途径、当下所处的环境、文化习俗等了解多少？在这样一个工作里，你有可能遭遇到医务工作者，他知道的医学知识比你多；也有可能面对感染者、疑似以及家属，因为他们深陷疫情中，他们对疫情相关的情况了解的比你还多，你怎么去帮助澄清他在这其中受到的困扰？还有可能面对跨区域、跨文化的人的求助，你对他们的文化背景、生活状态、资源信息、遭遇的心理状态了解多少？所以这些是不能凭着一腔热情就能做到的，因为所有的求助者可能会带着一种巨大的张力来找你，如果我们自己掌握的资讯不足、应对能力不够、内在不稳，有可能被这个张力卷走。接下来我们还要问问自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做或者做不到？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现实帮助吗？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现实帮助？我们还需要去确认自己是不是能够确保在本轮心理服务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这其中包括你的身心健康稳定的部分。招募志愿者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应该是在近期内不要有重大丧失，内在稳定。另外还要去问问自己，你有充裕的时间吗？放假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时间去参与值班、轮班，但是接下来要复工上班，你可能有自身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你还能够继续腾出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吗？最后，再次提醒，危机干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安身重于安心。心理援助相比生命救援，只是一个协助性的工作，不鼓励大家奋不顾身地投入，而是在这个危险的工作当中需要最大地限度地保护、最小地伤害甚至不伤害，包括对求助者和志愿者。因此救援人员需要具备坚定的意志，稳定的人格、开朗的心态以及灵活地、创造性地开展专业工作的能力。

亚梅姓党，山西渭南人，毕业于广东中医药大学。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借调到精神病院工作，之后调入。于是她从一个中医的临床医生变成一个精神卫生工作者，专业跨度有点大。但亚梅很努力，凭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浓厚的个人兴趣，选择走进心理治疗领域。也许是专业缘故，或其他什么，我们渐渐相熟，见面会有一些互动，有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跟我倾诉。10年间，见她在各种心理培训项目中进出，很努力地接临床个案，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热情和执着。几月前，她告诉我在写一本书，让我帮忙看看。因为忙，就拖延下来。当我第二次收到书稿时，有些吃惊，书中呈现的大量复杂的案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她这几年在心理治疗这条路上所付出的努力、艰辛、收获和喜悦，以及一颗柔软的悲悯之心。这是一本跟“家”有关的、跟心理治疗有关的科普读物。语言平铺直叙，案例精彩纷呈，理论解读适时嵌入，通俗易懂。我想她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或许她希望能写一本让普罗大众都能看得懂的心理书籍，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了解心理问题的来源，了解心理求助的渠道。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于家庭，受教于家庭。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当一个受精卵根植于母亲的子宫的时候，就跟母亲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渊源。婴儿的出生，虽意味着母子在生理上的分离，但心理上的分离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养育早期，婴儿是通过母亲的眼神、怀抱和回应，去逐渐地感知和建构这个陌生世界的。母亲心情的好坏，决定着婴儿对自己的感受和认知体验，可见母婴关系对一个人早期的心理结构发展是何等重要。因此，母亲心情的好坏，决定了她对待婴儿的态度，也决定了婴儿这个人今后心理结构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父亲能否让母亲心情愉悦，安心地养育婴儿，是否能够融洽地参与到养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这样一个从两元关系逐渐迈向三元关系的内在剧情，无数次在我们之后的人生舞台里波澜壮阔地上演。当然，在后面的人生里或许我们还会遭遇很多对我们有重要影响的人，他们同样会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扎根，与原初的母-婴、父-母-婴关系交互影响，组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父母。因为每一对父母都是分别带着自己原生家庭互动模式的印记组合在一起。爱情，也许是两个人的事。但一旦走入婚姻，却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两个家族价值观的结合、互动模式的结合。这就让婚姻里的爱情显得不是那么纯粹，婚姻里的关系也并不是两个人连成一心那么单纯。尤其是在中国百多年不能言说的创伤里，很多家庭的代际创伤就在那里悄然发生着传递，深刻地影响着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影响着这些家庭内部的运作，孩子同样不能幸免，甚至会被赋予某些使命。由此可见，家是造人的地方，也是育人的地方，有些时候，家或许也是伤人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完全得到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被对待。每个人都是在自己认为的磕磕碰碰的关系伤害中长大，无一幸免。我们感受到的那些伤害，有些时候会堆积在我们内心的某一个角落，或许会沉寂多年，或许在遇到某个扳机点的时候就会爆发；有些创伤，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许会得到修复和补偿；也有些创伤会时不时的窜来窜去，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谓追求完美，正是因为存在不完美。有缘读到这本书的人，如果被其中的某一段所触动，抱怨当年没有被很好地对待，或者自责没有很好地对待他人，那么可以慢慢地去尝试选择谅解。此时此刻，或许你可以去尝试改变自己一点什么，尝试去选择一些跟过往不同的生活。这样一些小尝试，或许撬动的是一个家庭的动力；一些小改变，或许影响会更深远。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修复关系、修复创伤的机会和可能性。每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每一个案主都值得我们去尊重，一切都跟随内心的安排。每一个治疗也许并不一定完美。期待着亚梅更多的作品出现。 二0一七年六月

心理治疗的互动是发生在来访者与治疗师两个主体间相互交映的连续谱中。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治疗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倾听、镜映和抱持，这是一个重要的陪伴过程。当一个来访者向治疗师倾诉他内心的痛苦时，治疗师如何接呢？能否接得住呢？会不会勾起治疗师的反移情或者让治疗师跌入情感纠缠的陷阱里？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治疗师本人的那个容器，以及那个容器的大小和承载能力。说起容器，当然要有包容性才对。有了包容性还不足够，还需要一定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治疗师的个人修为。你能腾出多少空间给来访者也就决定着这个治疗的发展。有了空间还不足够，容器的边界去到哪里？边界是刻板的还是应有一定柔软度和弹性？这是治疗师应深思、觉察和自我准备的问题。治疗师如果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容器在那里的话，来访者是否愿意进去、能不能够进去、进去之后是否能够自由的表达呢？当然这与来访者与治疗师人格特质的匹配性有关，也与咨访关系是否稳固安全有关。如果来访者能够感受到来自治疗师的温情，并且在治疗空间里又觉得足够安全，可能来访者会比较顺利的进去，而进去之后在治疗师的温情孵化下有可能会比较自由的表达，这就是所谓的正性移情产生了。但同时又要考虑另一个问题，治疗师的温情有可能勾引出来访者的原始自恋，在这个原始自恋里面，有可能隐藏着来访者童年未曾满足的愿望，这个愿望也许很强烈，爆发的冲击力也许很大。而治疗师是否具有足够的自省和承载能力呢？在治疗的诱惑里能否内省坚守和把持的住边界呢？在移情和反移情里能否准确的识别哪些是来自于来访者的、那些是来自于自己而恰到好处的给与回应呢？而达到让来访者自省、禅悟和自我修通的目的？所谓“风动而心不动”真的能拿捏的恰到好处吗？治疗师的温情，是治疗师向来访者发出的情感对接的信号，是联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桥梁。不同流派对温情的使用褒贬不一。经典精神分析反对治疗师温情脉脉，要求保持中立、节制，主要是预防治疗师与来访者情感卷入太深。因为治疗总是发生在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的过程中。而弗洛伊德晚年也主张治疗师要有一点温情，去“勾引”来访者产生移情，在一个“移情性神经症”中再展开治疗疗效更好。而在后现代精神分析流派中，对治疗师的温情有不同的诠释。以人本主义为代表认为：“一切以来访者为中心，来访者一切都是对的”。所以人本主义的治疗师大都是温情脉脉，给来访者一个自由自主的空间，当然他们也都是有内在设置和底线的。那么温情的度该怎样拿捏呢？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没有温情的治疗师，建立关系本身可能都会比较困难。而一个温情泛滥的治疗师，或许容易建立关系但也更容易陷进去，除非他有很强大的边界处理能力而足以保护自己、保护来访者。所以对温情释放的拿捏是一个考验治疗师能力和定力的地方。任何一个心理治疗无论是开始、过程演变及转归，都是在两个主体间移情和反移情中展开的，这种移情与反移情的流动一定是与治疗师的温情和容器有关联。治疗师的内在能开放多少，容纳多少，温情的开放程度和边界把持能力能够去到哪里，与治疗师个人先天素质和后天成长有关联，更与治疗师的共情能力有关系。因此治疗师必须先通过一定时限的个人体验和督导处理好自己的内在，足够的了解自己，腾出一些空间，才能够容纳和接纳来访者。两年前，我有一个来访者A， 12次的治疗中她涛涛不绝地谈她的失眠、她的情感、她的人际和家庭关系、她的亲人丧失的痛苦、压抑的内疚、对现实的无法接受的情感、燥郁、反常行为等等。过程中我无说话的余地。12次治疗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要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她很感激我给了她一个说话的机会，能够这样倾听她说话我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她觉得她快好了，她打算回父母居住的城市找工作。我对她有些不放心，告诉她今后如有需要，可以回来找我。她答应。两年无她的消息。忽然有一天接到她的电话，告诉我她的钱包被偷了，那里面存放着去世的亲人唯一的一张照片，她再一次崩溃了。电话中她断断续续的说，我静静的听着：“那一刻，不是怕钱没了，不是怕身份证没了，可是心里就好像有一种失去的很痛苦的感觉。如果只是被偷了钱包里面没有我最重要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这样。。。。。。那种感觉我好怕，这种感觉就好像再次失去亲人、失去很重要的东西。现在还是想着想着就一直流眼泪，停不了。。。。。妈妈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去想他，可是我觉得这个情绪不只是因为他，我总是觉得每次失去的东西让我好无奈，总是抓不住，恨自己为什么不能留住？内心揪紧、着急，好难受！然后为了想让自己停止冷静情绪，我跑到人多的地方，以为可以停止眼泪，可是怎么都停不了，我害怕。。。。”我：“哭吧，我陪着你。”A：“今天的这种感觉，跟当年那感觉一样，情绪瞬间跌入谷底。我该怎么办？我以为我可以做的很好了，可有时候打击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直忍着，我不想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哭就哭吧，不必忍着。”5个小时没回音。我问她，你好些了吗？A：“哭累了睡一下午，可是醒来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想着想着还是会哭，怎么办？”我：“想哭就哭，没有关系。”A：“因为我觉得是自己不好，当时我为什么没有警惕？为什么要把东西全都放钱包里？妈妈说，没了就没了吧，也许是注定要跟随他去的。可是我自己不能说服自己。这种情绪让我跌倒谷底，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不想理。”我：“这又不是你的错！”A：“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感觉很小一件事为什么会觉得天要塌下来？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好难受！好没用啊！”我：“这不是你的错呀！！！”3小时以后，A：“今天感觉又折腾了一番内心，回到家以后，现在心里才平静一些，很累。。。。”之后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情。A的钱包里因为保留着其他的一些联系方式，照片又寻回了。A喜极而泣。A案例并不是一个规范治疗的版本。前期12次的治疗充其量只是一个宣泄，但宣泄本身就是疗愈。这个疗愈的发生是因为治疗师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抱持的倾听环境。治疗师的温情和包容让来访者感到比较安全，于是自动跳进容器里，在那里尽情的表达。即使来访者决定暂停治疗，但她知道那个容器就在哪里，一旦需要，她还会回来，容器随时会接纳她。A的照片，对她来讲有特别的意义。这张照片携带着她对亲人深深的眷恋和情感连接。也许她暂时还没有打算与逝去的亲人告别。照片的丢失对她来讲无疑再次创伤，照片的失而复得也是一种修复的希望。治疗师知道，恰当的时候，A需要进一步的创伤修复治疗。当然，治疗师更知道，他的温情和包容仅仅是治疗开始的基础，更是今后治疗过程中必备的疗愈环境。无论是正性移情还是负性移情，都将在这个环境中产生。心理治疗的终极目标，是让来访者了解自己更多一些，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更多一些。治疗师的作用，充其量就是陪伴、抱持和镜映，必要的时候顺势推一推、拉一拉。来访者的领悟能力千差万别，他们有自己的节奏，无论是快还是慢，是跑还是跳，我们都要跟随他们的节奏与他们一起共舞。这个治疗的情景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治疗空间里，将由来访者与治疗师共同演绎。演出效果好不好，与治疗师的温情和容器有密切关系。所谓“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正如科胡特所说：“深切而不带诱惑的共情，温柔而坚决的拒绝”是一切治疗的基础。

A是一个爱美的中年女性，半年前体检，被医生告知可能患乳腺癌的可能。当她得知这一消息，仿佛如雷轰顶。此时正值丈夫出差，A赶紧将丈夫召回，奔走于各大医院求诊。几家医院诊断不一，有的说要手术，有的说不需要。求诊的过程中，A看到乳腺癌患者的手术创面，非常的恐惧，不想自己也成为这样一个残缺，拒绝服用医生开出的药物。于是自行服用朋友给的活血化瘀的中成药。之后，丈夫又出差20余天，在此期间，A一方面要承受可能患绝症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承受着工作方面的突击性任务，还要照顾上高中的孩子的饮食起居。这样支撑了1个多月，当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A突然崩溃，连续1周无法入睡，之后出现各种幻觉妄想：怀疑别人监控她所有的隐私，怀疑别人知道她所有的缺陷，怀疑别人通过网络传媒传播她的种种不好的消息，担心她这个“坏人”影响丈夫和孩子。于是，她给孩子的老师电话，要求抹掉孩子档案里有关母亲的信息；想要跟老公离婚，远离孩子。同时也在不停的假设，如果老公真的离婚了，看看情况，然后自杀，甚至连自杀的方式也考虑好了。恰在此时，A老公出差回来了，于是带来就医。A的症状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危机事件应急的表现。对于一个平时自觉身体健康的人来说，突然听到可能患上绝症，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尤其是对一个爱美的中年女性来讲，突然可能要面对生命的有期徒刑，可能要面对一个无法接受的残缺的身体，那是怎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况且A平素就是一个好面子、性格有些内向的人，有些害怕亲密关系，总是向人展示美好的东西，却刻意掩饰有缺陷的方面，即使是对最亲密的人，也是这样！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丧失及死亡恐惧的降临，这个脆弱的、虚荣的女人，哪有招架之力？因为工作的原因，丈夫近年来又经常长期出差，A又不愿告诉娘家人，又害怕单位人知道，怕被同事议论，内心极度缺少社会支撑。在独自一人极力挣扎的过程中，单位突击性的工作成为她暂时缓解焦虑、转移恐惧的替代，当这些工作接近完成而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恐惧的时候，她崩溃了。一个人平常惯用的防御机制是从小经验练就的，是用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平衡自己的。这些防御机制通常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在一些特殊的人生转折时期，或突发的心理事件，这些防御机制可能无法抵御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强烈的心理冲击，创伤的是内在的平衡感和控制感。“否认”是通常惯用的做法。A经过多家医院的反复诊断、反复检查，关于“乳腺癌”的确诊“是”或“不确定”的不同看法，A宁愿相信“不是”，宁愿选择朋友推荐的中药。但是在否认的背后仍然潜藏着对“是”的恐惧。在肯定与否定的双重夹击下，A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与其早晚要分离，不如我先抛弃。。。。。。对于强烈危机事件的经历者，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倾听和陪伴。家人和社会支撑系统很重要，正面的强有力的支持会给经历者以支撑感，会让他们觉得有依靠、安全。在一个有支撑的环境里，经历者初期受打击后的无力感在宣泄后，会得到慢慢释放，慢慢会变得有力量，慢慢会去面对现实，去寻找解决困难的出路。她被冲垮的心理防线的重建需要慢慢的恢复。这需要一个过程。陪伴有时候不一定说什么，只要让经历者觉得有人陪着，有人帮着，有人关注着，自己不孤独就够了。当然对于严重者需要专业人员陪伴和照护。对于突然患重病的人来讲，在细心关注心理护理的同时，还需要抓紧对躯体疾病治疗的时机。毕竟疾病已经来了，否认是不现实的，面对才是硬道理。寻求合理地治疗方案，把对患者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的影响降低到最小是最重要的选择，当然这个过程会很艰难。

A是一位事业有成就的女人。到了退休年龄，不想在家呆着，于是又找了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谁知这份工作因为不是她之前熟悉的行业，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麻烦，有压力，内心很烦恼。有一天，A跟一帮朋友吃饭，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从此她就成了一个需要别人搀扶，需要别人照顾，拄拐棍的女人。A找我做心理治疗，是在摔伤3年以后的事了。之前，她遍寻名医名药，总不见好。有人给她建议要看心理医生。A告诉我，她之所以需要别人搀扶，拄拐行走，是因为腰部肌肉经常痉挛，尤其是在见到不熟悉的人、陌生人以及外出的时候。通常需要左右两边有人架着，才觉得安心。在家里的时候，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狭窄的环境中自己还是可以自由行走的。但一到稍微宽敞的地方就觉得不安全，一恐慌腰肌就痉挛，就需要别人搀扶。A对自己的这种状况很痛恨，恨铁不成钢。她觉得离开了人，离开了拐，就意味着缺少了支撑。明明知道道理是这样，但就是控制不了。A从来不跟我正面谈她腰部的医学检查结果，有时候我问起来，她总是闪过。A告诉我，童年的时候还是蛮幸福的。12岁的时候母亲在文革中自杀，从此她失去了母亲。与母亲的离别有一个令她难以忘怀的镜头：母亲被红卫兵押着，最后一次回家取衣服。A当时在家，母亲过来跟她说话，A爱理不理，头扭向一边。她听到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对着红卫兵自嘲：“你看看，我的女儿都这样对我。”几天后，就听到了母亲自杀的消息。全家人对母亲的死采取了沉默。多少年之后都没人提及。直到母亲平反，家人才给母亲找了一个安放骨灰的地方。母亲去世后，A在别人面前有了很多忌讳谈及的话题，不愿在别人面前家长里短谈论家人，不愿跟人深交，即使亲朋好友聚会，也总是显得很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忌讳别人说“瘸子”这个词。结婚之后，也不愿在家呆，不愿做家务，总是在外面忙啊忙啊。A特别自豪的是，就是家庭关系处理的很好。她觉得自己识大体，顾大局。赞成父亲一个又一个的娶后母，觉得父亲有新妻子照顾，这是对父亲最好的孝顺。A跟后母及其家人的关系处理的也很好，来来往往很密切。A的治疗进行到30多次的时候，似乎进入了一个僵局。A很焦虑，觉得这么多次的治疗，跟母亲的关系、父亲的关系做了一些梳理，情绪也稳定了很多，对自己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可那个腰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不听使唤呢？不能控制呢？有一次，我让她在她的情绪里呆一呆，不着急。让她做一些深呼吸，与她的身体发生连接。请她细细地回忆最近一次外出腰肌痉挛的过程（之前她每次谈起发病的情况，总是快速的滑过）。A说，当时约了一帮同学聚会。下了车，司机在她的左边扶着她，右手拄着拐，上了电梯，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看到面前一片空旷，自己的腿却怎么都迈不开了。这时，我给了她一个解释：“左边扶你的好比是父亲，右边这个拐好比母亲。你在12岁的时候，正是一个在母亲怀里撒娇、需要父母庇护的年纪。可是母亲的离去，让你再也没有撒娇的机会。你从一个孩子突然长成了大人，你不仅要庇护自己，还要去庇护你的家人。但你内心知道，你是需要父母的庇护的，所以你一次又一次地同意父亲娶妻。虽然你跟一个又一个后母相处的很好，但你知道那都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因为你无法在她们面前撒娇。”A听了这一番话，惊愕了半天，眼泪簌簌的流了下来。我说：“你退休之后，又去工作，压力给了你一个台阶下。摔这一跤，让你有了一个撒娇的机会。为什么不呢？小时候没有实现的东西，为什么不让自己现在补偿一下呢？”A流着泪，像一个小女孩那样期待的望着我：“我真的可以撒娇吗？”我坚定地告诉她：“当然，为什么不呢？你想撒多久就撒多久，管它呢”。A笑着哭了起来。我知道疗愈正在发生。A的案例，充分说明了一个人的童年创伤，给人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远。A一直认为，母亲的自杀是羞耻的，是跟自己有关的，是不能言说的。跟母亲离别的最后一幕，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认为她当时对母亲的态度、给母亲的脸色是杀死母亲的帮凶。她深深地内疚和自责。但潜意识里她知道，自己对母亲的态度，也仅仅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撒娇的一种方式。但是从此以后她把自己撒娇的那部分给阉割了，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女强人，不再允许撒娇的那部分存在。但是，无论她承不承认，这部分始终都在。即使A步入老年，她还是用一种特殊的——生病，来纪念她的亲生母亲，补偿他童年的缺失。 治疗师的允许，给了A一个自由的空间。她在那个治疗的空间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补偿、修复和疗愈。